古人起名字根据什么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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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人的姓名字号

中国古人的姓名字号

楚庄

中国古人的姓名和现代一样，是人们在社会交往中用来代表个人的符号。姓，就是某一群人（氏族、家族）共用的名；名，就是个人独用的姓。

中国古史传说中的人物的姓氏，如有熊氏、牛蟜氏、青云氏等，今天看来可能都是氏族的名称。上古时代氏族以自然物为氏族标志①，因而这些名称大都和生物和自然现象有关。这些氏族名称以后就可能演化为姓（如熊、牛、云等）。古代称呼人还往往冠以地名（如傅说，“傅”是地名）、职业名（如巫咸，“巫”是从事占卜的人）、祖先的名号（如仲虺，是奚仲的后人）等，这类称呼固定下来也就是“姓”。如鲁、韩、宋等，是以地名，为姓；东郭、西门、池、柳等，是以住地的方位、景物为姓；师、祝、史等，是以职业为姓；上官、司马、司徒等是以官职为姓；公孙、王孙最早是指其先人是公或王；穆、庄等姓是用其先人的谥号。从春秋战国时一些人的称呼中我们还能看到姓氏形成的一些痕迹，如展禽因住地有柳又称“柳下惠”，公输班因是鲁人又叫“鲁班”，公孙鞅又因是卫国人称“卫鞅”、因封为商君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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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世界古代史学者称这种氏族标志（也是氏族崇拜对象）为“图腾”。

“商鞅”等。此外，在中华各民族交通往来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姓氏如呼延、慕容、尉迟等。

姓的形成有不同的历史过程，同姓未必就是一个起源。、如“贺”，有的是原姓“贺兰”或“贺敦”简化为“贺”，有的是原姓“庆”，因避皇帝讳而改姓“贺”。姓也因政治、地理、民族等等原因而变化。如五代时吴越的“刘”姓因避讳（“刘”与吴越王“钱鏐”的名同音）改姓“金”；明代“靖难”①之后，黄子澄的后人因避祸改姓“田”，北魏孝文帝为推行“汉化”而改“拓跋”姓为“元”姓。又如“汉代诸县（今山东诸城）的“葛”姓迁到阳都（今山东沂水），为了和当地的葛姓区别就称为“诸葛”，而齐地的“田”姓外迁，以外迁的次第改姓“第一”、“第二” （如东汉名臣“第五伦”）。可见，姓就是一种符号，是可以因事因地因时而变换的，并不象封建宗法制的维护者所宣传的那样神秘和神圣。

名，是在社会上使用的个人的符号。夏商两代留下来的一些人名如孔甲、盘庚、武丁等和干支相联系，可能和某种时辰有关。春秋时有些人名如“黑臀”、“黑肱”等应是以生理特征命名的。郑庄公名“寤（牾）生”，则是他母亲难产的纪实。可见那时有些名字还是很朴素的。但那时有些人名所用的字也有特定的含意，这含意并因同时出现的“字”而更为清楚。“字”往往是“名”的解释和补充，是和“名”相表里的，所以又叫“表字”。屈原在《离骚》里自述:“名余曰正则兮，字余曰灵均”；“正则”就是“平”，“灵均”就是“原”。他名“平”字“原”，“名”和“字”有意义上的联系。古人“名”和“字”的关系有意义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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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明代燕王朱棣以讨伐黄子澄等为名起兵攻破南京，推翻建文帝，自己当了皇帝（即明成祖），当时号“靖难”。

的，如:东汉创制地动仪的张衡字平子、“击鼓骂曹”的文学家祢衡字正平，他们名、字中的“衡”就是“平”；宋代诗人秦观字少游、陆游字务观，他们名、字中的“观”和“游”也是同义。又如唐代书法家禇遂良字登善、宋代文学家曾巩字子固，他们名、字中的“良”与“善”、“巩”与“固”也都是同义。“名”和“字”有意义相辅的，如:东汉“举案齐眉”的文学家梁鸿字伯鸾，“鸿”、“鸾”都是为人称道的两种飞禽；西晋文学家陆机字士衡，“机”、“衡”都是北斗中的两颗星。唐代诗人白居易字乐天，因“乐天”故能“居易”；宋代作家晁补之字无咎（“咎”是过错），因能“补”过才能“无咎”。“渔”（打鱼）、“樵”（砍柴）常为侣，宋代史学家、《通志》的编者郑樵字渔仲；“渔翁”又常戴“笠”，清代文学家李渔字笠翁。“名”和“字”有意义相反的，如:宋代理学家朱熹字元晦、元代书画家赵孟頫字子昂、清代作家管同字异之，他们“名”、“字”中的“熹”与“晦”、“頫（俯）”与“昂”、“同”与“异”都是反义。古人的“名”、“字”往往取自古书古典，如:汉末“建安七子”之一徐干字伟长，《孔丛子》有“非不伟其体干也”句；曹操字孟德，《荀子》有“夫是之谓德操”句。三国赵云字子龙，取自《周易》“云从龙，风从虎”；唐代文学家陆羽（著有《茶经》，后世尊为“茶神”）字鸿渐，也是取自《周易》“鸿渐于陆，其羽可用为仪”。元末戏曲家高明（著有《琵琶记》）字则诚，取自《礼记》“诚则明矣”；明代军事家于谦字廷益和清初文人钱谦益字受之，则都是用《尚书》中“谦受益”的典故。名和字之间意义上的联系有的明显，有的隐晦。如明朝的唐寅字伯虎，“寅”、“虎”是干支生肖的关系，比较明显；而清代曹寅字子清，“寅”、“清”却取自《书经》里“夙夜惟寅，直哉惟清”这句话，这就比较隐晦。有的人不只一个字。如前述唐寅字伯虎又字子畏，清代蒲松龄字留仙又字剑臣等。

古人的“名”、“字”还常用来表示在家族中的行辈。先秦时，常在名、姓前加伯（孟）、仲、叔、季表兄弟长幼，如伯夷、叔齐，伯是兄，叔是弟；孔丘字仲尼，“仲”就是老二；孟姜女就是姜姓的长女。汉代以后逐渐在“名”或“字”中用同样的字或偏旁表同辈关系，如唐代抵抗安禄山的名将颜杲卿和他的弟弟颜曜卿、颜春卿共用“卿”字，和他们同辈的堂兄弟颜真卿（以书法传世）也用“卿”字。宋代文学家苏轼、苏辙兄弟共用偏旁“车”表同辈。明神宗的儿子朱常洛（明光宗）、朱常嬴、朱常询等，第二字共用“常”，第三字共用“氵”旁；吊死在景山上的明崇祯帝朱由检和他的哥哥朱由校（明熹宗）、堂兄弟朱由榔（南明永历帝）、朱由崧（南明弘光帝）等第二字共用“由”，第三字共用“木”旁。在这种情况下，姓名中的第一字是和父、祖共用的族名，第二字和第三字的一半是和弟兄等共用的辈名，具体到个人身上就只有半个字了。

除了名、字，有些古人还有号。“号”是一种固定的别名，又称别号。封建社会的中上层人物（特别是文人）往往以住地和志趣等为自己取号（包括斋名、室名等）。如唐代李白的青莲居士、杜甫的少陵野老、宋代苏轼的东坡居士、明代唐寅的六如居士、清代郑燮的板桥、朱用纯的柏庐等，都是后人熟知的；有些别号的使用率（如苏东坡、郑板桥、朱柏庐等）甚至超过本名。别号是使用者本人起的，不象姓名要受家族、行辈的限制，因而可以更自由地抒发或标榜使用者的某种情操。别号中常见的“居士”、“山人”之类就是为了表示使用者鄙视利禄的志趣。宋代欧阳修晚年号“六一居士”，就是以一万卷书、一千卷古金石文、一张琴、一局棋、一壶酒加上他本人一老翁，共六个“一”取号。南宋爱国诗人陆游忧世愤俗，被权贵们讥为不守礼法，他就自号“放翁”，表示对他们的蔑视。南宋画家郑思肖在宋亡后自号“所南”（表示心向南方，和文天祥诗“臣心一片磁针石，不指南方誓不休”是同样的意思）、“木穴国人”（木穴合写为“宋”，表示不忘故国）。明末画家朱耷在明亡后取号“八大山人”（“八大”连写似“哭”非哭似“笑”非笑，寓“哭笑不得”意），来抒发自己怀念故国的悲愤之情。当然，更多的官僚缙绅和封建文人所取的各种动听的别号只不过是附庸风雅、沽名钓誉的幌子。

另外还有“绰号”，这大都是他人所取而得到公认的别号，是对人的刻画和形容。春秋百里奚沦落楚国，被秦穆公用五张羖（音古，指黑公羊）皮赎回相秦，人称“五羖大夫”，可算是古代的绰号。唐代奸相李义府外柔内奸，被人称为“笑中刀”（成语“笑里藏刀”的起源），又号为“人猫”；宋代王珪任宰相十多年除“取旨、领旨、传旨”外不干别的事，当时号为“三旨相公”，这两个绰号形象地勾勒了封建官僚的嘴脸。《水浒》里梁山上一百○八人都有绰号，大都准确地描摹了人物性格、特长或生理特点，这些绰号作为姓名的代称，更是人们所熟知的。

除了上述的字、号外，历史上常用来代替个人姓名的还有:

一、地名（包括出生地、住地和任职所在地等）。如东汉孔融称为孔北海、唐代韩愈称为韩昌黎、柳宗元称为柳河东或柳柳州、宋代苏辙称为苏栾城等。以地名称人在封建时代是表尊敬，叫做称“地望”。但清末有人做了一幅对联:“宰相合肥天下瘦，司农常熟世间荒。”上联指任北洋大臣（宰相）的李鸿章（合肥人）、下联指任户部尚书（司农）的翁同龢（常熟人），却利用“地望”的双关语义讽刺了封建大官僚的贪婪豪奢。

二、官爵名（包括职衔、封号等）。如东汉发出“穷当益坚、老当益壮”豪言的马援称马伏波（曾任伏波将军），投笔从戎的班超称班定远（曾封定远侯），蔡邕称蔡中郎（曾任中郎将），三国嵇康称嵇中散（曾任中散大夫），唐代杜甫称杜工部、杜拾遗（曾任工部员外郎、左拾遗）等。

三、弟子或后人所上的尊称。如宋周敦颐称濂川先生，北宋吕本中和南宋吕祖谦先后称东莱先生，明归有光称震川先生，王夫之称船山先生等。还有在死后由门人、后人上的尊号（“私谥”）如隋代王通的文中、晋代陶潜的靖节等。

四、谥号，即死后由皇帝颁赐的荣称。如宋包拯称包孝肃、岳飞称岳武穆、明徐光启称徐文定、清纪昀称纪文达等。

五、在姓氏前加形容词指称特定的同姓者。如大戴、小戴分指汉代学者戴德、戴圣叔侄（他们编纂的《礼记》也分别称为《大戴礼》、《小戴礼》），晋代作家阮籍、阮咸叔侄也分别称为大阮和小阮（“大阮”和“小阮”因而成了“叔”、“侄”的同义词），南朝谢灵运和堂弟谢惠连都是诗人，也被称为大、小谢。唐代诗人中老杜（亦作大杜）专指杜甫，小杜专指杜牧。老苏、大苏、小苏则指宋代苏洵、苏轼、苏辙父子。

六、以几个姓并称特定的几个人。如“伊吕”指商伊尹、周吕尚；“马班”（或“班马”）指司马迁（《史记》作者）、班固（《汉书》作者）；唐诗人中“李杜”是李白、杜甫，“元白”是元稹、白居易；“韩柳”是韩愈、柳宗元。还有前面提到的大谢小谢合称“二谢”，加上南朝另一诗人谢眺又合称“三谢”；“二程”专指宋代学者程颢、程颐兄弟；苏洵、苏轼、苏辙又合称“三苏”。

七、在唐代还常以行第连同姓名官职等称人。王维有诗题《送元二使西安》（“劝君更进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就是其中的名句）、唐诗中屡见《答王十二》、《问刘十九》、《同李十一醉亿元九》、《送裴十八图南》、《寄丘二十二员外》之类的题目，都是以行第称人的。如李白是李十二、韩愈是韩十八、柳宗元是柳八、元稹是元九等。行第还可连同名和官职并称，如裴图南称裴十八图南、杜甫称杜二拾遗、白居易称白二十二舍人等。宋代也还有此风习，如秦观称秦七、欧阳修称欧九、黄庭坚称黄九等。

上述这些起着姓名作用的地点名称、官职名称等，大都是他人、后人为表示尊敬或方便而使用的，本人自己并不使用。这一点是和姓名不同的。但是，这些称呼既已使用，大都因历史上长期沿用而固定下来。如孔融因在北海任相而称“孔北海”，但不以其籍贯而称鲁国；王安石以籍贯而称“王临川”，但不以曾在鄞县任官而称鄞县。杜甫曾任工部员外郎和左拾遗，因而称“杜工部”、“杜拾遗”、但他还任过参军、参谋，却不称杜参军、杜参谋。唐李贺只以籍贯称“昌谷”，南北朝鲍照只以职衔称“参军”。“李杜”多指李白、杜甫，不用来称李贺、杜牧。宋代画家米芾的儿子米友仁，也是画家，世称“小米”，但米芾却不称“老米”，而多称“米南宫”“米颠”。总起来说；并不是所有的古人都可以用地名或官职名等称代；也并不是所有与某人有关的地名、官职名都可以用来称代某人。这是历史上约定俗成的习惯，并不见得有什么道理。

在封建社会里，姓、名、字、号不仅以它的字形、字义反映封建宗法制度和伦理道德观念，而且也常被直接用来作为政治斗争的工具。除了颁赐“谥号”之外，“赐姓”、“赐名”也是统治者用来维系或加强其统治的一种手段。唐朝沙陀族的朱邪赤心就因镇压农民起义有“功”而被赐以“国姓”（皇帝的姓）“李”，赐名“国昌”（他的后代就袭用“李”姓。在五代时，其孙李存勖并利用这个“李”姓建立后唐，即后唐庄宗）。唐玄宗的宠妃杨贵妃的哥哥杨钊，被赐名“国忠”，是天宝年间炙手可热的权臣。唐僖宗时黄巢起义军的叛徒朱温，降唐后被赐名“全忠”；他篡唐自建梁朝后就不便再用唐的赐名，又改名“晃”。明代太监郑和本姓马，因随燕王起兵而被赐姓“郑”（他就是著名的“三保太监”，曾七次受命率船队出使南洋）。明末驱逐荷兰殖民者收复台湾的民族英雄郑成功，也曾被南明隆武帝赐姓“朱”（因而闽台人民称他为“国姓爷”）。与“赐姓”、“赐名”的笼络、褒奖作用相表里，统治者还用政治力量强制他人改易姓名，进行迫害镇压。由于宗室内部的斗争，三国时吴帝孙皓追改他的堂弟孙秀的姓为“厉”；唐玄宗也曾改新兴王李晋的姓为“厉”。清雍正帝上台后强令他的弟弟（他争夺帝位时的对手则胤禩改名为“阿其那”（满语:狗）、胤禟改名为“塞思黑”（满语:猪）。武则天也是一个热中于赐姓改姓的统治者。她称帝后，把当时的唐中宗和以后的唐睿宗先后改为“皇嗣”，赐姓“武”；又曾强令中宗皇后王氏改姓“蟒”。徐敬业先世已被唐太宗赐姓李，因起兵反对武则天又被她取消赐姓，复姓徐。

在姓名问题上反映封建帝王在政治上和人格上的绝对统治地位的，还有“避讳”。即原来为整个社会共同使用的某个汉字，一被当代皇帝用为名字，就被皇帝垄断专用，臣民不许使用，这种字叫“讳字”，这种作法叫“避圣讳”。违反了这一条就是“犯上”、“大不敬”，甚至“大逆”，就成为关系到身家性命的严重问题。在姓名问题上，也是充分反映了专制帝王统治的专横和残暴的。

以上所说的封建社会的姓名字号之类，都是封建宗法制度和伦理道德等观念形态的组成部分，甚至是封建帝王显示其淫威，实行专横统治的直接工具。从这点上说，我们今天直接以姓名作为古人的代号就行了，已不再需要这些东西。但是，由于它们在历史上长期存在并被广泛使用过，又是我们不能完全回避得了的。如《正气歌》的作者文天祥，字履善，又字宋瑞（祥、善、瑞三字同义），历代还常称他“文文山”（自号）、“文丞相”（官职）、“文信国”（封号）等，他的著作也分别题名为《文山集》、《文丞相集》、《文信国公集》、《文信公题杜诗》等。又如《四库全书》中以“王”为首字题名的著作有五十多种，其中绝大多数是以字号或其他代称题名的，如《王子安集》（唐王勃的字）、《王天游集》（明王达的号）、《王阳明集》（明王守仁的尊号）、《王文成公全书》（明王守仁的谥号）、《王荆公诗注》（宋王安石的封号）、《王右丞集》（唐王维的官职）等。还有很多姓王的人的文集，题目上根本无姓名，如《临川集》（宋王安石原籍临川）、《凤洲笔记》、《弇州山人题跋》（明王世贞，号凤洲，又号弇州山人）、《渔阳文录》（清王世祯，号渔洋山人）、《船山全集》（清王夫之，尊称船山先生）等。如果我们对古人姓名字号的知识毫无了解，会给我们阅读古代的著作文献增加很多困难。另外一方面，这些字号之类既是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中的客观存在，并且作为使用者表达自己的志趣的一种手段，我们也就可以利用它作为我们研究古代人物思想生活的参考，前面提到过的“放翁”“木穴国人”“八大山人”就是例子。名、字、号还由于它的命名原则和含意，古典文学的作家也利用它对自己作品里的人物命名取号，作为塑造人物刻画人物以及表达作者爱憎的一种辅助手段。《水浒》第十四回介绍吴用时说:“这人乃是智多星吴用，表字学究，道号加亮先生 ”寥寥几笔，通过名、字、号的介绍，勾画出的轮廓是:一个知识分子（字学究），但不是腐儒书呆子（名用，和字连起来是学能致用），他足智多谋（智多星），是诸葛亮类型的人物（加亮先生）。以后故事情节中出现的吴用的艺术形象也正是如此。《红楼梦》中很多人物的命名，也都各有寓意，这更是人们所熟知的。清代吴敬梓的小说《儒林外史》和晚清小说《孽海花》里面的人物原型都是当时的著名人物，小说里人物的名、字、号的命名都和人物原型的名、字、号有关，我们可以根据它们的联系求本溯源。如《孽海花》中的威毅伯是李鸿章（封爵号肃毅伯）、丁雨汀是丁汝昌（汝昌字禹廷，用谐音），方代胜字安堂是袁世凯（字慰亭，因方圆、世代、凯胜、安慰、亭堂这几组字的关系而组成小说中的名、字）等等。此外，“号”还常被古代的作家尤其是书画家当作笔名使用。如明代的《金瓶梅》题为“兰陵笑笑生”著，清代的《老残游记》题为’洪都百炼生”著，《红楼梦》三十七回写宝玉等结社作诗要先起别号。至于书画落款用别号的就更多了。从以上这些片断的例子可以看到，古人姓、名、字、号方面的知识，对我们阅读古籍以及研究古人的思想、风格和古代社会生活，还是有一定作用的，需要我们对它有所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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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人取表字十分讲究，情况也非常复杂，但仔细考察、分析、研究，也是有规律可寻的。如常见的有按兄弟行辈中长幼排行的次第取字，如孔子排行老二，所以字仲尼，他还有个哥哥为老大，字孟跛。最典型的要属三国时东吴孙氏弟兄了。孙策为长子取字伯符；孙权为次子取字仲谋；孙翊排行老三，取字叔弼；孙匡排行老四，取字季佐。
还有在表字上用“子”的情况也很多，因为“子”在古代是男子的美称或尊称。所以人们喜欢用它，如孔桩，字子思；仲由，字子路；司马迁，字子长；曹植，字子健；苏轼，字子瞻；杜甫，字子美；袁枚，字子才。
这些表字虽然常见，但是与本名联系不大，实际上伯、仲、叔、季和子，还不是真正的表字，而它们后面的那个字如“策”、“权”、“思”、“长”、“美”等才是表字的主要成分。这个主要成分与本名意义是有联系的，下面分别作介绍：
1．意义相同的：即表字和名意义相同，相通，是并列关系，所以又叫“并列式”。如：
屈平，字原。广平曰原，意思相同。
颜回，字子渊。渊，回水也，意思相同。
宰予，字子我。予，我也，意思相同。
樊须，字子迟。须、迟都是“待”义。
张衡，字平子。衡、平义同。
陆游，字务观。游、观义同。
曾巩，字子固。巩、固义同。
班固，字孟坚。坚、固义同。
孟轲，字子舆。轲、舆都是车。
2．意义相近的：即表字和名意思相近，但不完全相同，可以互为辅助，称做“辅助式”。如：
梁鸿，字伯鸾。鸾和写都是飞禽，但不是一种，鸿雁和鸾凤可以互为辅助。
陆机，字士衡。机、衡都是北斗中的星名，互为辅助。
郑樵，宇渔仲。樵是打柴的，渔是钓鱼的，常为侣伴，互相辅助。
李渔，字笠翁。渔翁常戴蓑笠。
陈琳，字孔璋。琳、璋都是玉石制品，互为辅助。
3．意义相反的：即表字和名意思正相反，这种情况可称为“矛盾式”，如：
曾点，字皙。点为黑污，皙为白色。
朱熹，宇元晦。熹是天亮，晦是黑夜。
刘过，字改之。改了就不为过错。
王绩，字无功。成绩和无功正好相反。
4．意义相顺的：即表字与名往往出自一句话中，意思相顺，而且字为名的意思作补充解释或修饰，这种情况，可称做“扩充式”。如：
徐干，字伟长。《孔丛子》曰：“非不伟其体干也。”名和字在一句话中意思相顺，而且字对名作了补充解释。
曹操，字孟德。《荀子·劝学》篇说：“生乎由是，死乎由是，夫是之谓德操。”字和名在一句话里，合成德操，即道德操守，字对名作了修饰性解释和补充。
赵云，字子龙。《周易》说：“云从龙，风从虎。”名和字在一句话中，意思相顺。
陆羽，字鸿渐。《周易》日：“鸿渐于陆其羽可用为仪。”字对名作了解释。
高明，字则诚。《礼记》日：“诚则明矣。”名和字在一句话中，诚是明的前提条件，明是诚的后果。
于谦，字廷益。《尚书》说：“谦受益。”名和字在一句话中，谦是前提条件，益是谦的后果。
5．意义相延的：即表率意为名字意思的延伸。这种情况可称之为“延伸式”。如：
李白，字太白。太白指太白金星，这是对太意的延伸。
杜牧，字牧之。牧之即放牧，延伸解释了牧的含义。
杨达，字士达。士达，即士进的意思，进一步延伸了达的含义。
丘锡，字永锡。永锡是“永锡难老” 的省约，出自《诗经·鲁颂》，延伸了锡的含义。
雷简夫，字太简。也是延伸强调了简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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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的根据名字：比如李白，字太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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